陈瑞燕:从乡村里的“死亡”说起

这几年村子里的老人陆陆续续离世，每年春节回家总会发现又有些“爷爷奶奶”再也见不到了。

住在塘对面的表爷今年87岁。去年拜年时与他坐在炉火烧得暖烘烘的屋里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讲我当过县官的太爷爷怎么败家挥霍，讲我爷爷如何命苦，讲日本军进村时的炮火烧掉了他的茅草屋。今年再见到表爷时，他穿着灰白色保暖衣裤，带着草帽，低着头坐在屋门口晒太阳，形容枯槁，没有了精气神。我叫了他一声，只是缓缓抬头喊了一声“燕儿”，头便又沉下去。表爷有6个子女，一直是比较享福的，最近十来年基本没干过重活。不过照顾老人是非多，免不了吵吵闹闹，媳妇女儿们已经满腹牢骚。子女们担心表爷活不了几天了，商量的是每五天一轮，抓阄决定顺序。表爷不知道还有几个月的寿命，子女们都希望别拖到茶叶忙季，不然会把他们害了。

爷爷今年85岁，是小队里比较高寿的几个老人之一。长寿且身体不错是一件令老人们骄傲的事情，表爷会爽朗地说“我可比你爷大两岁”。坐着没事的时候，爷爷会数一数本队里的老人，88的老张，87的表爷，90岁的谢奶，92岁的苏奶，都是爷爷的同辈人。说起他们时，爷爷脸上会露出灿烂的笑容。那是有人陪伴走到最后的欣喜，那些是与爷爷经历过无数长河岁月的“朋友”。

爷爷们不忌惮谈论生死，“去年谁谁谁死了，谁谁谁日子不长了，我也不知道有个几年了。”爷爷说等开春暖和了把今年的柴火背回来。到了爷爷这个年纪的人，每天都是数着日子过的，过一天算一天，今天不想明天事，今年不备明年柴。然后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

“等死”，尤其是在孤独中等待死亡说起来是一件特别凄惨的事情。但对于爷爷这一辈老人来说，却非全然如此。老人已送终，儿子已成家，孙子已长大，爷爷们的人生任务早已完成，剩下的日子便是过自己的生活，从50岁开始每天都是好日子，若是能活到80-90岁那便是祖上烧了高香。对于高寿而亡的人，村里人都不太会伤心，而会说他们是有福之人。子女进城工作生活，老人留守村庄，却也并非独自面对死亡。在吃完中饭百无聊赖的下午，老人们会在村子里转一转走一走，去“朋友”家里坐一坐，你今天来我家门口，明天我去你家门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两句，一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们可以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他们每天都在准备着与这个世界告别。

然而死亡不是只有老人才需要面对，还有一些遭遇意外的年轻人、中年人们。意外的车祸、意外的疾病，每年也会带走个别村庄人，于他们而言，如何与这个世界告别，如何与亲人告别是更加困难的。

邻居二爹前年正月，因拜年喝酒骑车时出车祸不幸离世，当时村里一片哗然，无不惋惜。意外来得太突然，没有给人任何缓冲的余地。自家二爹去年夏天检查出肝癌晚期，只能靠化疗延缓最后时刻的来临，好在是撑过了新年。村里人无不惋惜，“女儿出嫁，刚抱外孙，才刚到享福的阶段”。与老人离世不同，中青年人的意外死亡总会掀起村庄人的同情与诧异。

对于老人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死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把死亡分为生理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死亡是指逐渐退出社会交往和公众生活，退出村庄话题、舆论以及事件的中心，渐渐地被大家所遗忘。老人死亡是一个从社会性死亡到生理性死亡的渐近过程，世人对他们的遗忘发生在他们肉体生命消失之前，他们在退出这个世界之前清零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没有了人情债，回到了生命最初的状态。而中青年人的意外死亡则是生理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的同时展开，所以会在社会层面上引起更大的震动和讨论，许多社会关系面临着重组，许多安排和计划要面临更改，没有结清的人情债也会成为当事人心中的遗憾，也会给相关的人留下隐忧。

人生在世，原本就是由许多意外构成的。邻居大娘说，母亲生我弟弟时，生到一半怕疼生不下去了，不论接生婆如何安抚劝导，母亲都没法继续坚持了，当时父亲和爷爷商量着找几个邻居帮忙步行抬母亲送到乡镇医院开刀。邻居大娘听说此事，到家中把母亲呵斥了一顿，才让母亲发狠把弟弟生下来，弟弟生下来时，脸色已经憋得发紫。我和弟弟听完，唏嘘不已。意外才是生命的常态，没有变故的生活则是一种偶然，所以才有了大家在新年里对一帆风顺、平安如意的美好祝愿与期待。

每每听到村庄里这些老去离世和意外死亡的事情都会略略叹息，但并不会太动情。感伤生命流逝感伤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柔软一面的体现，对生命毫无怜悯甚至于践踏生命则是人性最极端的恶。不过不同的是，这些村庄人于我而言并非抽象的生命，他们都是曾与我的生命产生过交集的人。童年的生活、节日的记忆、故乡的四季，或多或少都有他们的存在，也正是他们丰满了我的“家乡”，绘就了我的来处。但对于他们的离世又不会太伤心动情，就像蜻蜓点水一样，轻轻在心底划过便消失地无影无踪。如此疏离麻木的不止我一个人。我常常觉得新生代的我们是不是“情感荒漠化”。

情感上的冷漠疏离在于交往上的缺失和感情的累积。于我们这代人而言，是生于村庄，但并非长于村庄。求学生涯，结交朋友，心理成熟，喜怒哀乐等等都不是在村子里发生的，对于村子的情谊、对于村里人的认识便缺失很多事件的铺垫。

不仅仅是我们，常年外出务工的父母们，也有越来越多的爱恨情仇留在了其他地方。和邻居阿姨聊天时，她兴奋地说起自己打工时如何不畏车间拉长和经理的强权和鄙视，带头争取他们做工的权利，其过程描绘之细致，情绪之激动，让我明白这是属于她的“英雄时刻”。在外打工不仅有这样的英雄时刻，也有更多地受累受气的伤痛时刻。然而远离村庄家乡的他们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或许有时能够在打工地遇上好心人施以援手，从而结识下一段情谊和缘分。只是当这段打工时间结束后，这样的情谊和缘分也便到此结束。母亲前年打工时遇到确山的一对母女，与她们特别聊得来，甚至认女孩做自己的干女儿，视频通话时总要给我炫耀一番。然后过年返乡之后没多久再也没听母亲提起过她们。

流动时代，每个人的经历和情缘不再发生在固定的时空里，而是弥散在不同的时空里。每一段故事，我们是和不同的人一起经历的，有太多经历太多情感太多喜怒哀乐交付给了流动的人和不断变幻的地点，村庄和家乡越来越无法承载一个“完整的我”。

“一切美好事物都是深度关系的产物”，当村庄是生产生活统一体时，这里有竞争、有互助，有吵闹、有温情，有爱也有恨，彼此之间深度相处，种下情缘，面对故乡、家乡人事的变动自然会产生心理波澜。对于家乡愈发疏离淡然，在于与他们从未产生许多情。如今村庄愈发成为纯粹竞争的空间，其留存的一套传统社会时钟秩序甚至成为年轻人的压力源。这里不再有激烈地吵闹，只有暗暗的较劲儿，不再有紧急之时的援手用以缝合竞争带来的过错。沟通愈发成为春节拜年时的一件难事。以送快速的方式拜年，主人家想法设法凑牌桌，都是为了避免新年问好之后相顾无言的尴尬。面对同村人离去时情感上的麻木冷漠不是某代人的问题，而是流动时代的社会性困境。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乡村发现转自：新乡土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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